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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

2020-07-16 409浏览量

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 

凯文.伯明罕

译|何曼庄

  当你翻开一本书,你看见的已经是漫长旅程的终点。这场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作者面对的挑战是揣想如何让读者一页一页翻过这些还没写出来的书页,以及想要达到读者的期望、然后再把他们拉进自己的世界。这本书,它得会说话,要提供观点,要风格连贯,要平易近人,如果书中有人物,无论单纯或複杂、讨喜还是讨厌,作者得将他们塑造得有血有肉,他们得活得有身分,说着适切的口语,人物角色的对白,要用上下引号框住,他们说的话跟故事主线得用清楚的界线分隔,于是当作者下笔时,故事元素的轮廓就能越发清晰,那种种的界线,决定了这趟旅程该往哪个方向走。

  出版社跟作者签了一纸合约,他们研究过市场,衡量过成本与风险,对照过潜在的利润与需求,出版社是懂生意的,他们之前已经出过好多好多书。这本书,它会被派给一位编辑,编辑修改润饰文字,有时提供看法、有时说这样不行。这本书可能同时在好几个不同的市场进行宣传,书的第一刷在出版日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印好装订,经由邮局或私营公司平安无事地运送入库,然后在书店里公开展示。

  不管这本书是轻率还是深刻,可有可无还是历久弥新,它都有可能沦为滞销书,印刷厂不再付印,剩余库存会以急降的低价出清,最后被放在二手书店的架上渐渐变黄,它对其他书籍的产製毫无影响,不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会改变你周遭的世界,它会被后起的文化浪潮捲起沖走,可能很快就遭人遗忘。

  而如果有那幺一本书,有幸未被遗忘──如果它真切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读者与书评得以自由引用这本书的内容;电台主持人得以在节目中讲出这本书的书名;学生能从图书馆借到这本书;教授能选用这本书为课堂读物而不害怕降级或免职处分;如果你买了这本书,可以毫无顾忌地带着它四处旅行;不会有人因为印製本书而遭逮捕,不会有人因为流通本书而受监视,不会有人因为贩售本书而坐牢。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政府都会保护这本书不受盗版侵犯,你的政府没对这本书发出搜查令,也从未没收过这本书,你的政府,不曾焚毁这本书。

  而当你翻开的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上所述皆非。

  关于乔伊斯在这本史诗鉅作里的杰出表现,已经太多人写过,让我们几乎都要忘记《尤利西斯》曾经的遭遇。学者们忙着检验小说中用典故织成的绵密网络,那足以建构出一座博物馆的多样文体、以及他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和学术成就,让我们忘记了《尤利西斯》曾饱受争议,在当时,《尤利西斯》里面提到的事物,没有一件是能拿出来说的。现在这本被许多人认为是英语世界─或可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曾因猥亵之名被官方或者民间禁止流传超过十年,这也成为乔伊斯小说能如此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尤利西斯》不仅改变下一世纪的文学进程,它还彻底改变法律上对文学的定义。

  《最危险的书》是一本书的传记,从《尤利西斯》第一抹灵感作现的一九○六年起,当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的主题─取自荷马史诗的名字,配上乔伊斯在都柏林深夜酒醉时遇见的一个人─这本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乔伊斯在翠思第、苏黎世,以及巴黎之间辗转住过的十几间公寓里,写满了七百三十二页的笔记本,其中还夹杂了活页纸与碎纸片。然而乔伊斯花在写小说上的时间只是故事的其中一段。《尤利西斯》曾经在纽约的杂誌上连载,当它藉由信件传递时就遭监视,审查无所不在,甚至连大力宣扬此书的现代主义掌旗者,埃兹拉‧庞德也都审查过这本书。

  大多数人都是从《尤利西斯》的背德之名而知道此书,当它的部分章节还是手稿阶段,就曾在巴黎被焚毁;在纽约,它还没成书就已被定下猥亵的罪名。乔伊斯的悲惨遭遇启发了希薇亚‧毕区(这个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开了一间小书店),她在所有人(包括吴尔芙)都将《尤利西斯》拒之门外时,率先出版此书。当书在一九二二年初现时,为数众多的评论对这本期待已久的乔伊斯新作褒贬不一,但立场分明。乔伊斯这本蓝色的厚重书本几乎是一出版就被英美两国的海关禁止入境,有关当局在大西洋两岸,总共没收烧毁了超过一千本《尤利西斯》(实际数字永远也算不出来了),其他国家也很快跟进,在十年之间,《尤利西斯》变成了地下教主,在当时若想读这本书,要不就是去找文学海盗私印的盗版书,或者勇闯海关私藏入境,其他大部分的书都来自希薇亚‧毕区的莎士比亚书店。一名作家回忆当时,在那间书店里,《尤利西斯》堆叠成列,像革命前夕排列在地窖里的炸药。那是现代主义革命的原型,事实上,正因为有这本书,现代主义才会成为一场革命。

  现代主义的不和谐与反叛,甚至偶尔的暴力都不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的是它产生的文化冲突延续下来,形成持续的力量,而把现代主义种种实验融合成为一部杰作的,就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之后,现代主义的实验手法不再边陲,它成为本体。动荡不再只是混乱的根源,它已然成为美学不可或缺的成分,而正是这样从多重感知中浮现凝聚的美学,迎来了全新的时代。因为现代主义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它反抗过去一整个世纪建立起对专业技术发展的过度自信,反抗无止境地扩张的权利与商业,以及反对所有消毒后经得起大众检验的每一项整洁的事物。

  经验主义的敌人不是反逻辑,经验主义的敌人是玄祕派。经验主义文化无法利用、又不想或拒绝承认的东西,都会被从公众领域隔离出来,并被归档至有害类别下:隐蔽的、无用又主观的、说不出口的跟不能说的事物。玄祕派的顶点就是猥亵,猥亵的东西是无底的、无用的私密领域,这个类别的思想、文字与图像那幺私密,公开展示这些东西根本就是违法行为,若要辩称猥亵有其经验与公众价值,这也太窝囊了,这会违反了建立文明最根本的信念。《尤利西斯》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抹除了经验主义与猥亵之间的高下之分,消弭了外在生活与内在世界之间的差异。它的危险,在于它展现了一本书如何废除隐密的权力,它教会我们保密是行将就木的权势最后工具,而祕密本身,则是──正如乔伊斯所写──「情愿被罢黜的暴君」。《尤利西斯》罢黜了一切祕密。

  现代主义作家把文学当成一场与旧文明的对战,对这场战役的赌注,最佳的写照就是杰作被焚,言论审查是基于旧文化标準的暴政,在美国与英国,审查制度是一张广泛的法网,执法标準是十九世纪中期的道德规範。对付猥亵等恶行的法律原本用于控制都市人口,但当时都市成长速度已超过政府掌控,因而主要执法权力大多落于逐渐兴起的準官方治安维持委员会等组织。伦敦跟纽约这样的城市能够勉强维持秩序,多半藉由这类民间社群来压制各种罪恶温床如:乞丐、娼妓、游民、鸦片,以及虐待儿童与动物的行为。

  其中最成功的组织要属「伦敦恶行抑制协会」(Society for Suppression of Vice,SSV),促成了许多该会推行的反猥亵法律成文。这种志愿制的审查制度问题在于,他们的执法程度会随着道德观的时代潮流而标準不一,协会的会员数与资金起起伏伏,使他们注定无法达到自己理想的执行程度─色情刊物业者很快就习惯了暴起暴落的商业循环。英国的道德组织是由贵族领军,採用合法途径与公关宣传,在台下呼应的是那些来来去去的志工,那些志工看来可不像是会愿意出手扳倒违法商业的人,他们没有在街上取缔过色情刊物业者,也没有构陷他人,他们没带枪,亦不会威胁、迫害、殴打任何人。

  在美国可就不一样了。在这里,整治猥亵的手法可说十分野蛮。从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一五年,决定是否构成猥亵、唯一且至高无上的仲裁者,是个名为安东尼‧康史塔克的男人。四十年间他主宰审美标準的霸权让他成为一个象徵符码,一组文化秩序的真人版,拒绝一切来自基层,可能威胁到人类救赎与文明的冲击,而康史塔克认为,所有的冲击当中,最有毁灭性的就是情慾。

情慾玷汙了身体,使想像力变得放蕩,让心智腐败、意志渐殆、记忆毁坏、撕裂良知,它让心变得无情,使灵魂败坏。它叫双臂不知所措,并窃走灵活的步伐,它掠夺灵魂中人性的美德,并在男男女女青春愿景的心智上刻画下终其一生都抹灭不去的诅咒。

  康史塔克将人性看作衰败之物,被这个堕落世界腐化的纯真,它对抗这片慾望风暴的机制就是美国邮政,以及他检阅所有透过邮政系统传递的信件、报纸、杂誌的权限,他的权力则来自以他命名的法案。

  一八七三年的康史塔克法案,将分发或广告具有「猥亵、淫乱,或放蕩内容的书本、手册、照片、报纸、印刷物或其他有非礼成分的出版品」的行为列为可处十年以下徒刑、或一万元罚金的罪行,在法案之下,各州的「小康史塔克法案」,则延伸到禁止一切猥亵内容的出版与贩售。有了法律为后盾,康史塔克以邮局特别代表的身分起誓、就任「纽约恶行抑制协会」(NYSSV)的领导人,他毁掉了数以吨计的书本,把几千名色情书刊业者关进监牢。在一九一○年间,他两颊浓密的落腮鬍具有双重目的:一是重申旧时代价值的美好,二是盖住某个色情刊物业者在他脸上留下的刀疤。「对付这些人,要像抓老鼠一样,」康史塔克说,「绝不留情。」

  康史塔克担任着神与国家的工具,保卫着脆弱的国民不受外来势力侵犯,他用强硬的原则对抗来自基层的冲击,瓦解所有实验行为。简言之,他与他旗下的协会,代表的正是现代主义反对的事物。到了一九一五年,康史塔克的接班人,约翰‧桑姆纳接管NYSSV,那时的出版社无分大小,都自动递交书稿等候协会许可。在一次大战前,协会的势力累积到最强大的程度,足以勒令桑姆纳对几件非比寻常的案子提出刑法诉讼,《尤利西斯》就是其中之一。

  乔伊斯与他的文学同好们面对的是一场战争,对手是治安维护者、道德主义者、文学盗版商、保护心切的父亲、愤怒至极的丈夫,以及一群握有执法权的官员─邮件审查官、海关人员、法院检察官、刑警、员警,还有皇家检察官。对抗猥亵罪名(到现在还算是犯罪)的抗争,不仅是争取色情裸露素材的出版权利,这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另一项规模更大、在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抗争,在二十一世纪初更加激化,更多人站出来,反对政府代替人民决定什幺言论是有害的行为。国家控制与道德控管相互强化,康史塔克的道德监控时代,直接促成了联邦政府的崛起(邮局为其打下了基础),而政府对颠覆性言论的打击,也有助于NYSSV在一九二○年代反猥亵的宣传成效。一九一七年起,无论乔伊斯是否愿意,他的名字就一直与无政府主义、傲慢知识分子,以及爱尔兰人画上等号─也就是所有可疑分子的代称。

  那个时代,所有直言不讳的作家并未把战线画在作品的外围,他们把对抗视为作品的核心。乔伊斯那不合时宜的率直,让他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出版或印製他的第一本小说《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埃兹拉‧庞德曾在《利己》杂誌上怒吼道:「如果我们写剧本、小说、诗集,或是任何可以被感受的文学形式时,不能跟科学家一样享有同等的自由与特权,拥有最低限度接近真理的机会,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去哪里?那这世界上有任何事情是有用的吗?有吗?」

  庞德那时还忙着反对一九二○年代的康史塔克法案,在他写信给最高法院的塔夫特主席法官,要求法官帮忙撤回已经颁布的法案,他还非常坚持地写道:「一群狒狒与蠢蛋写的法律。」康史塔克法案之所以如此令人厌恶,部分原因是它反映了像庞德这种反传统、叛逆分子,必须依靠邮局服务为生的现实。现代主义在一次大战激起的乱流中茁壮,当帝国崩解,数百万人往来边境,交换激进而新颖的想法,恰好就是现代主义的反叛天性,让当时最大、最世俗的政府官僚不得不刮目相看。

  现代主义者使用的是大众的文化资源跟行销策略,即使他们有时会避开观众心理而压抑作品的争议性或实验性。乔伊斯自言,与其写一本让百万人喜爱的小说,他宁愿写出一本让人能反覆读上百万遍的作品。现代主义者招收的是狂热而有特色的小众读者,他们散布在不同国家与时区里,要如何培养他们成为忠诚的读者群呢?方法之一是透过众声喧譁的同好杂誌,激励这些相隔遥远的读者与作者互相交换想法。但因为现代主义杂誌的读者量太少,无法在太多书店及报摊贩售,像乔伊斯这样的创作者,会需要一套政府控管、稳定、覆盖面广的配送系统,才能将订户连结起来。是邮局系统,让前卫文本得以用低价、公开地在散居各地的同好之间流通。而邮局,同时也是有能力检验、追查、焚烧这些文本的机构。

(本文为《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前言部分书摘)

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

书名:《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 The Most Dangerous Book: The Battle for James Joyce's Ulysses

作者:凯文‧伯明罕(Kevin Birmingham)

出版: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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